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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齋志異》兩性關系中的物化與人化

發布時間:2019-12-14 10:36所屬分類:綜合論文瀏覽:1加入收藏

摘要:兩性婚戀題材在《聊齋志異》中占據了極大比重,通過這類故事,蒲松齡塑造了一群生動鮮活、個性不一的女性形象。她們在面對兩性關系與男權體

  摘要:兩性婚戀題材在《聊齋志異》中占據了極大比重,通過這類故事,蒲松齡塑造了一群生動鮮活、個性不一的女性形象。她們在面對兩性關系與男權體系的問題時,大多都依循傳統,或明或暗地表現出物化自我的跡象。然而,亦有少數女性沒有妥協、屈從于男權話語,而是努力伸張自己作為人的獨立、自由、尊嚴和價值,具有較為鮮明的人化傾向。她們或以積極溝通的方式改良兩性婚戀不平等的現象,為自我的人格獨立、價值體認開拓出一片空間;或以暴力抵抗的手段突破男權壓抑,從森嚴的性別壁壘中打開缺口,發出自己的吶喊與訴求。

  關鍵詞:聊齋志異;兩性關系;物化;人化

大連民族大學學報

  《大連民族大學學報》(雙月刊)創刊于1999年,是國家民委主管、大連民族學院主辦的刊登自然科學與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論文的綜合性學術刊物。

  一、色欲與生育:《聊齋志異》中女性的物化呈現

  悍妒婦是《聊齋志異》中著力刻畫的一類形象,以往研究多關注悍妒對男權話語的突圍,認為她們敢于違背禮教規束,以獨具一格的悍行妒性來抗衡正統男權意識、反撥傳統婦德文化。然而,有一點仍被忽略,即在這樣一個開始自覺背離女德傳統、挑戰男性權威的群體中,我們依然能看到具有物化傾向,在物化與覺醒中進退躑躅的身影。

  (一)色欲中的物化

  《恒娘》里的朱氏是一個色欲的自我物化典型,雖然她毫不遮掩對備受丈夫寵愛的妾——寶帶的嫉妒,表露出一點自然人性的成分,但在處理由妒忌引發的婚姻危機中,朱氏依靠狐仙恒娘教授的秘技來取悅離心的丈夫,毫不遲疑地將身體當做奪寵、固寵的工具,并怡然自得于成為被男性消費和體驗的客體。何滿子將《恒娘》喻為“女人駕馭男人的惡之花”,表面看來,朱氏成功地靠調情手腕控制了丈夫,然而從駕馭丈夫的媚術技巧里,透露出的只是她那物化自我的近乎蒙昧無知的天真。在這場朱氏同洪大業、寶帶進行的寵愛爭奪戰中,女子的無意識物化行為緊密地附著于婚戀的新鮮感上。洪大業對妻子失去興趣,不是因為她不夠美,也不是寶帶多么討喜可人,而是婚姻新鮮感的流失。新奇為愛情注入激情和能量,但這一效果隨時間損益,如果兩性沒有發展出親密感,一方或雙方缺乏足夠的忠誠度的話,婚戀關系便難以維系。為了尋找愛情的新鮮感,那些不需要對妻子保持絕對忠誠的丈夫可以毫無壓力地轉向新人,重新體味充滿情趣又讓人興奮的激情關系,正如洪大業那般。可以說洪大業納妾的初衷不過是想體驗新奇感,以此喚起性愛刺激。朱氏不明此中緣由,恒娘卻早已參破玄機,她傳授給朱氏的那一套毀之復炫、易妻為妾之法,核心恰在于此。“置不留目,則似久別;忽睹艷妝,則如新至:譬貧人驟得粱肉,則視脫粟非味矣。而又不易與之,則彼故而我新,彼易而我難,此即子易妻為妾之法也。” ① 恒娘巧妙地抓住了男性喜新厭舊的心理,輔之以適當地設置障礙來延遲情欲滿足的辦法,使朱氏再次奪回了丈夫的愛戀。然而,看似高明的馭夫術,卻讓朱氏更進一步陷入到依賴男性而生存、證明自我價值的沼澤中,她也不會覺察到,其主體性已然湮沒于嫉妒誘發的所謂“馭夫”之道中。

  嫉妒是個復雜的現象,它暗示著女性不再完全尊奉“無妒”婦德,開始發出微弱的聲音來傳達苦澀與不平。不過,男權社會和一妻多妾制依然存在,《聊齋志異》中的女子經過一番妒忌的掙扎后,就像無可逃脫的宿命般,最終還是走進了男性設下的物化圈套,這一點在雙美故事中尤為鮮明。《蓮香》所描寫的妒忌問題具有雙重物化內涵,一是男性物化女性,二是女性自我物化。桑生出于想要坐擁兩美的貪念,先后將蓮香與李氏的勸告和猜測都視作嫉妒心的表現,他樂于見到兩個佳麗為自己爭風吃醋,這大大滿足了他的虛榮心。從桑生毫不懷疑兩個夜間莫名出現的麗人身份這一點來看,他實在沒有將兩位女子放在心上,也未同她們發展真正的愛情,而是以浮浪、游戲、艷遇的態度來對待兩段關系。他樂于周旋于二美之間,享受她們帶來的艷遇樂趣和性愛滿足。這兩個女性更像是桑生的色欲消遣對象而非戀人,所以他不了解也不想主動了解她們的來歷,在這種由性建立和維持的關系中,他是她們身體的消費者,而她們只是被體驗的客體。

  蓮香和李氏也都物化了自己。蓮香的物化主要體現在她將桑生置放于中心地位,而抹殺了自己的情感、自由上。李氏的物化則與嫉妒密不可分,具體表現為對容色的畸形認知和攀比。她先是問桑生“君視妾何如蓮香美”,暗含較量之意,當桑生說二人不相上下時,她便心中不快。隨后李氏附身到張燕兒身上,攬鏡自照發現容貌遠不及昔后大哭道:“當日形貌,頗堪自信,每見蓮姊,猶增慚怍。今反若此,人也不如其鬼也。”為和蓮香較勁,靠美色籠絡住桑生,她寧愿放棄再生的機會也要爭求美貌。直到誤打誤撞地因為絕食而蛻皮重生,恢復原來的樣貌時,她才歡喜展顏。李氏對容色的過度在意已超出女性尚美的普通需求,她的美不為自己彰顯,而變為用以吸引、取悅桑生的工具。在李氏的嫉妒言行中,我們看到了女性主體價值訴求的淪喪,以及作為物之化身的存在狀態。

  人類女子而外,異類女子以身體取悅男性,滿足其色欲要求的情形也屢見不鮮。《嫦娥》中宗子美先后鐘情于嫦娥和顛當,本質仍是慕色。女性的容貌與身體成為取悅他的工具,就如他自己所言:“吾自謂,如卿天下無兩,但不曾見飛燕、楊妃耳。”嫦娥、顛當之于他,很大程度上是色、性的載體,這無疑帶有物化女性的成分。轉看嫦娥自身,同樣存在自我物化的跡象。當宗子美看見美人畫卷發出一番感嘆向往之辭時,嫦娥竟“對鏡修妝,效飛燕舞風,又學楊妃帶醉,長短肥瘦,隨時變更,風情態度,對卷逼真”,引得宗子美喜不自勝道:“吾得一美人,而千古之美人,皆在床闥矣。”嫦娥此舉完全將自己變成了一個以容色、身體來供丈夫取樂的女性。有趣的是,恢復神仙身份的嫦娥反而持重起來,因其功用由另一個女主人公顛當代替實現。顛當在與宗子美狎戲時,妝扮成嫦娥的樣貌,宗子美也喚她作嫦娥。顛當易妝,無非是為了滿足宗子美對嫦娥求歡不得的欲望,她變成嫦娥的替身,身體被人為地物化成男子性幻想和性滿足的工具。類似情形在《蕭七》《梅女》中亦有表述。

  (二)生育中的物化

  將女性當做傳宗接代的工具也是一種常見的物化現象,女性為誕育后代而物化自己的事例最常出現在賢婦身上,《林氏》塑造的就是這樣一個符合男權社會理想的“賢妻良母”形象。林氏遭北兵擄走,自刎傷到脖子,自以脖頸疤痕為丑,遂不再勸阻丈夫狎妓,反倒積極地給丈夫張羅媵妾,丈夫堅辭不受。因多年不育,她再次執著地勸丈夫納婢,想盡辦法“騙”丈夫與婢女交合。林氏所為,純粹以丈夫的欲求為中心,先以美妾替代自己滿足丈夫的色欲,后為綿延夫族宗嗣而煞費心機。比林氏更為極端的是《小梅》里的王妻,為求子她日日焚香禱告,對子嗣的焦慮已經達到心態錯亂的程度。她相信小梅是菩薩座下的侍女,卻又提出讓小梅做丈夫繼室這一褻瀆神明的要求,如此矛盾吊詭,讓作為丈夫的王慕貞都覺得荒唐無比。

  生育焦慮折射出的物化意識并非賢婦獨有,它同樣在妒婦身上出現并被放大。《段氏》里的兩個妒婦——連氏和毛氏,前者因妒不許丈夫納妾,后者不育且妒,直言“寧絕嗣,不令送眼流眉者忿氣人也”。然而,妒到如此地步的兩婦最終依舊沒能擺脫物化的命運。連氏在丈夫亡故后,只能任由諸侄爭產而無計可施,直到先前發賣的婢女之子出現,局面才翻轉倒向連氏。毛氏較之連氏的遭遇要“幸運”得多,她雖妒極,寧愿過繼兄嫂之子也不愿納妾,可在兄嫂設計的謀財假象前,她同樣不堪一擊。一句“待汝死后,何愁田產不為吾有”瞬間驚醒了毛氏,使她“幡然悔悟”,買妾生子。于她而言,妾固然不能容忍,而比起無嗣帶來的嚴重后果——財產悉入別家,個人的嫉妒便不值一提。清代律法規定:“婦人夫亡無子守志者,合承夫分,須憑族長擇昭穆相當之人繼嗣。其改嫁者,夫家財產及原有妝奩,并聽前夫之家為主。” [1]19出于財產利益的考慮,妒婦選擇抹殺自己的情感,像賢婦那樣與丈夫站在同一立場,此時她很容易“痛改前非”,拿出極大的熱情來安排納妾與延嗣之事。可以說,作家在寫這兩個妒婦的故事時,帶有明顯的勸懲意圖。然小說開出的療妒方,也將悍妒女性的艱難處境揭示得一清二楚——嫉妒使女性開始偏離傳統禮法的軌道,生育焦慮卻把這些奮力掙脫到男權文化圈邊緣的勇者再次拽回圈內。

  與子嗣相關的物化現象一般見于妒婦,亦有悍婦在子嗣問題上暴露出些微物化的痕跡。《云蘿公主》中,侯氏對丈夫安可棄管教的嚴厲程度在她生育子嗣前后明顯不同,生子前她雖獲得夫兄許可來管束丈夫,但到底是初來乍到的新婦和“外來者”,地位還不夠穩固,施展起來不免有所收斂,“每出限以晷刻,過期則詬厲不與飲食”。待生子后她底氣充足,對無行丈夫“操刀”“斷幅傷臀”“罰使長跪,要以重誓,而后以瓦盆賜之食”,行事雷厲,正如她自己所言:“我以后無求于人矣。膏腴數頃,母子何患不溫飽?無夫焉,亦可也。”子嗣的誕生代表了女性真正進入夫系家族,成為其中一員。于侯氏而言,當她完成延續夫系血脈的任務后,其地位和權威才得以牢固地確立,今后在約束和教導丈夫、把持家政時,她才有足夠的資本與立場來駁斥外界輿論,并化解可能出現的抨擊。

  《馬介甫》里奇悍無比的尹氏亦是一例,她不僅敢對丈夫和妾室施暴,連楊父、小叔和侄兒都任意打罵,這樣一個潑悍暴戾、無所畏懼的角色,卻偏偏在納妾一事上退了半步。以尹氏的脾性,她決做不到與妾和睦相處,也沒有任何想靠妾來討好丈夫的想法和動機,按照常理她不會允許丈夫納妾,事實卻是她默許了丈夫納妾,只不過私下里看管嚴格,令夫與妾“旦夕不敢通一語”罷了。在妾的問題上,尹氏的行為態度同她的個性不太相符,甚至有些矛盾,這不禁讓人疑惑,究竟是什么動機促使她允許妾進入家庭?受限于文本信息,我們可以稍加推測,尹氏許可丈夫納妾的諸多原因中,最可能的原因就是迫于輿論壓力。尹氏之所以敢對丈夫一家暴橫虐待,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楊氏一家本著“家丑不可外揚”的觀念,對外界隱瞞、掩蓋主婦的暴悍行徑。另外,尹氏與楊萬石的夫妻關系是這個大家庭的中心,作為一家之主的楊萬石無法處理好夫妻關系,導致家庭權力盡數落入尹氏手中。而本就處于大家庭邊緣地位的楊父鰥老、弟弟萬鐘皆軟弱,無形間縱容了尹氏之惡的膨脹。楊萬鐘有這樣一番哭訴:“家門不吉,蹇遭悍嫂,尊長細弱,橫被摧殘。非瀝血之好,此丑不敢揚也。”由此可見尹氏具體悍到何種程度,外界并不了解。楊家把主婦的潑悍和男子的懼內當做令人恥辱的家丑統統封在家門內而不外泄,他們想要維持表面的一點尊嚴是比較容易做到的,可一旦涉及到子嗣問題,外界瑣碎的言論和紛紜的猜測便難以平息。楊萬石四十無子,若不納妾生子,既耽誤宗祧承繼,又會引起宗族和外人的注意,屆時外界將歸咎于尹氏,對其不斷施壓。那么從尹氏的角度出發,與其讓局面發展到自己無法掌控的地步,倒不如先發制人,允許丈夫納妾,堵住悠悠眾口。尹氏之舉暗示出悍妒女性在男權語境中無奈妥協的一面,為爭取盡可能多的權益,她們也不得不在納妾、子嗣上做出讓步,這就使得夫妻關系不可避免地被物化纏束。

  二、改良與決裂:《聊齋》兩性互動中的人化表達

  《聊齋志異》中的女性在兩性互動中,消解物化,表達人化訴求的路徑基本分為兩種:一種是通過正當的手段、合理的渠道去追尋理想、事業與愛情,努力實現本我價值,致力于構建和諧的兩性關系,這屬于人化的健康表達;另一種則恰恰相反,部分女性由于長期處于男權社會的壓抑之下,當她們的自我意識覺醒后(其自身未必能夠完全覺知),容易采取極端甚至暴力的手段去抵抗既有的性別秩序。這種抵制的原初動機包含著人化的渴望,只是其人化傾向在具體行為中不可避免地夾雜了扭曲和病態的因子。

  (一)智巧與改良

  人化的健康表達以《房文淑》《竹青》等篇為例。《房文淑》中房文淑與鄧生自由結合,度過六七年琴瑟相諧的生活,待生子后,鄧生以妻不育要帶她歸家,房文淑果斷拒絕。即使在鄧生解釋說妻子不妒之后,她依然堅決離開,緣由便是:“我不能脅肩諂笑,仰大婦眉睫,為人作乳媼,呱呱者難堪也。”房文淑的這番言論表明她拒絕被納入到男性中心的家庭體系中去,淪為男性的附屬品,她希望保持人身自由與獨立,站在平等的立場上同鄧生婚戀,但這一愿望注定不能實現,所以她寧可舍愛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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